光明日报：高校“青椒”的困境与突围

发表时间：2022-05-20 09:08

这是一个占全国高校教师总数比例高达62%的庞大群体。他们大多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前期，寒窗苦读二十余载终在高校谋得一席教职。

三尺讲台，对这些专门从事知识生产和传承的年轻人委以千钧重任。可是，当科研经费、职称晋升、学术成果、教学评估、结婚生子、赚钱养家……这些没有太多关系的词语，在现实中发生了复杂的因果联系之后，种种欲说还休的困顿让他们中的不少人脚步趔趄、心生乏意，也让“夹心层”“不上不下”“境遇尴尬”成为挥之不去的标签。

或许，这数以万计的高校青年教师普通、平凡，没有太多骄人业绩，也没有显赫名声。让这些“小先生”成长为“大家”、让创新型人才竞相涌现，绝不能只靠时间尺度的论资排辈，更有赖于空间范围的破而后立。

我们此次探访，想透过高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思考如何塑造他们的职业自信，如何进一步强化学者的责任感，又如何让文教之火代代延续。

“青椒”们的困惑

“恨不得一天有48个小时”

这是一张“青椒”的日程表：

早上6点多起床，看书、查资料、写论文和投标书，再抓紧完善由老教授或教研室主任“挂帅”的课题报告；中午“随便搞点吃的”后花一个多小时辗转抵达学校，完成下午3个课时的教学任务，下课后还得赶在财务、人事下班前“把提前在家黏好的发票送去报销”；晚上回家也是片刻不得闲，上传教学课件、回复学生邮件，真正能坐下来看看书、写写字已是深夜。甚至，没有双休日和假期，“不去参加学术会议的话，就抓紧多写点论文，还得准备PETS-5考试（专为申请公派出国留学的人员设立的英语水平考试，部分高校评职称时的必要条件）。”

这是33岁的“青椒”刘老师工作3年半以来，几乎一成不变的“一日生活”。“恨不得一天有48个小时。”如此满满登登，他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这段时间很忙，忙完就好了”，这是他对女朋友说得最多的口头禅，当然，也是不少“青椒”生活的常。刘老师未婚，尚没有家庭琐事的打扰，在他身边，已经成家、有小孩的“青椒”更是焦头烂额，“可我忙得连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

信步走进任何一个大学校园，很难再看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惬意闲暇的画面。取而代之的，是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口中的“赶地铁”：“现在的状态，即便是在北大校园，大家都急匆匆赶路，像在赶地铁。”

“容不得”十年一剑？

忙，无可厚非。但如果忙的动因往往并非出自学术旨趣，而是缘于头顶悬着的一把“职称之剑”，这就需要思考“忙”的意义了。

从入校培训的第一天起，“青椒”王老师就不断地从人事处、科研处和学院其他老教师那听到论文、课题的重要性，“按学校规定，要想评副教授，至少需要1部专著、3篇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或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等收录的论文，同时须承担省部级及以上教学科研项目两项，其中主持纵向项目（含国家各部委及省级政府正式委托项目）1项，或主持到校经费20万元（理工科）、10万元（人文社科）的横向项目。”

短短一个学期，王老师就完成了将近300个课时的教学任务、申报课题6项、投稿9篇、还兼职新生班主任。“成果”累累，可他却觉得这更像一种“戕害”。甚至，他还给自己和同行下了个“知识民工”的“贴切”定义。

如今，几乎所有高校都有一套完备的指标体系，有的比王老师所在学校的更为严苛。如何准确度量“青椒”，又如何为他们打造通路使其脱颖而出？

“现在要鞭策、要急功近利地把最好的资源投入到最好的大学，想要有高收入高薪水，就必须竞争、急于求成。”这种量化的考评管理，被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看做是“GDP主义”，“这整个儿是一个指标系统，大到一个学校，小到一个老师，都是用一套指标系统衡量。人只是为了挣工分，创造已经不重要了”。

“现在的环境，哪还容得下你十年磨一剑？学问本就需要‘慢工出细活’，现在倒好，‘大干快上’，天天逼着你早出活儿、快出活儿、多出活儿，而不是出好活儿。”王老师也曾想过以一种不屈服的姿态对抗这种评估方式，不过没出两年，就败下阵来，“五年内不能从讲师升为副教授，就得离岗走人，不再续聘。连饭碗都保不住，这是大问题。”

教学到底该使几成力？

沉重的压力压在“青椒”身上，更为当前的高等教育带来巨大隐患。首当其冲的，就是教学。

这是被众多大学校长屡屡提及的“立校之本、生命源泉”，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11年云南大学“70后”副教授尹晓冰的惊人之语：“教师全心全意投入教学就是自我毁灭。”

“我觉得，教学上只要使三成力就够了，主要精力还是要放到科研上，和评职称挂钩，这才是安身立命的法宝。”王老师直言，他越来越品出同门师姐传授的“高校生存法则”的味道：“很多学校的教学任务都主要由年轻人承担，又要逼着你发论文、拿课题、评职称，还要上够课时量，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上课自然会被最先舍弃。”他的身边，越是大牌的教授，越不愿意去上课，“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乐意自己做课题出文章”。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却十分反感这样的言论：“我认为文章只应该占所有素质的十分之一，还有很多重要的东西，比如教育方面的关怀、口头表达能力、发现问题的能力、与学生交流的能力、能不能把知识传给下一代等。”

但这一切，因为和现有的利益导向机制不相匹配，能真正听进去的人也实在寥寥。每个人都很忙，忙着结项、写标书、发论文，甚至是找发票报销、和期刊编辑拉关系。上课，已经成为最不重要的“良心活儿”。

无奈之下，萧功秦选择用另一种路径说服学生：“不去争取那些课题，不去发表那些东西，就默默地自己搞自己的东西。你可能得不到很多的褒奖和奖金，但是你们的生活是非常充实的，将来可能做出重大的成就。”可没过多久，学生们说，无助感却更加强烈地袭来，这条路并不轻松。

如何承担“解惑”使命

“传道授业解惑”，这本是三尺讲台赋予这些“青椒”们最神圣的使命，也是让“教师”不仅仅只是一份职业的价值所在，可如今，一些“青椒”坦言无法体悟这样的境界，因为他们心中的困惑也“无处可诉”。

偶尔在埋头赶路的征程上歇歇脚，刘老师总会有种“找不到自己”的迷失感。他至今还记得自己选择做一名“青椒”时的理想，“为国家担纲，为后人引路”。可如今，这仿佛在日复一日机械化地报课题、发论文、上下课、还房贷中渐行渐远了。

刘老师说，甚至有时候，这样的焦虑会不自觉地通过课堂传递给学生，连他自己都觉得后怕。“每天为生计操劳、为职称发愁，如何跟学生有思想的交流，又如何承担比‘授业’更重要的‘解惑’使命？”

在一项关于“青椒”的调查中，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廉思把这种在高校青年教师中极为普遍的状况称为“自我认知下行”。在他发出的5138份调查问卷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

以上种种关于高校“青椒”的故事，或许并不乐观，但也不必太过悲观。因为，任何改革与进步总是建立在现实的软肋之上。探访中，记者发现，已有不少高校和“青椒”身体力行，开始了困境中的突围。他们或变革评聘方式、或自建言路通道、或解除后顾之忧，为“才露尖尖角”的“青椒”们带来变革的希望。

困境中的突围

如何度量高校青年教师？又该为他们提供怎样的成长环境？——这是记者在关注“青椒”职业发展和生活状况的采访中听到抱怨最多、潜在矛盾最集中的核心问题。不过记者在探访时也发现，面对科研经费短缺、职称晋升受阻、工资待遇偏低、群体认知下行等种种困扰“青椒”成长的压力，不少高校、甚至“青椒”们也都行动起来，把脉职业发展困境，或变革评聘方式、或解除后顾之忧、或自建言路通道，为培育“青椒”的学术自主、职业自信以至育人自觉开出药方。

药方一：给“青椒”一个能“坐得住的冷板凳”

这个学期，让中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何旭辉最高兴的事，是刚刚主持了学院的首届青年教师发展论坛。

偌大的报告厅里座无虚席。老院长余志武告诉大家如何开展科学研究活动，邓德华教授专讲《动手与动脑》，李显方教授谈如何撰写高水平论文……没有书本上的大道理，没有空洞的客套话，台上的教授们将多年经验和体会倾囊相授，台下的“青椒”们听得既解渴又兴奋。

这是正在经历“最激荡教育改革”的中南大学蓬勃开展青年教师队伍建设工作的缩影。当不少国内其他高校“青椒”的创造力、职业热情正被“低待遇、沉重的生活压力、繁重的教学任务、稀缺的学术研究机会”慢慢蚕食之时，这个由该校校长张尧学于2012年3月推出、以人事制度改革为龙头的一揽子计划正为中南大学“青椒”的成长发展开辟出一个全新天地。

针对教学、科研“两座大山”消磨“青椒”创新能力的问题，张尧学认为，“没有做过科研的人，只可能在讲台上去重复别人已有的东西，不可能教会学生创新的能力和方法”，应将改革的第一步放在理顺科研与教学关系、打破职称评定“枷锁”之上，为“青椒”提供“能坐得住冷板凳”的宽松环境。

一年多来，该校“新上岗青年教师8年内无需承担教学任务，专心科研，中途只考核一次，8年后验收成果，如果届时不能晋升教授或副教授则要么转岗、要么离职”“讲师不上讲台之后，教授、副教授必须上课”“（对‘青椒’）给予理工科20万元、文科15万元的科研启动资金”等“最出格”规定成效显著，除艺术、体育等少数专业外，本科生课程已全部由教授、副教授担任。一位刚入职一年多的“青椒”赞同此举：“这把我们从科研和教学的双重压力下解放了出来，多了沉淀积累的过程，是一种必要的保护”。多位学生则表示，这些有科研经验、创新经历和学术积累的教授上课，自己更有收获，更受启发。

针对部分“青椒”各自为战、没有团队指导、成长成效不佳等问题，中南大学以老教师“传帮带”等举措为“青椒”提供职业发展助力。以土木工程学院为例，规定每个“青椒”每年必须跟班一门相关专业不同课程，并提交听课分析评价报告；结合专业特点，安排“青椒”半年在校教学，半年在高铁建设现场实践……就连“青椒”们的课题申请报告，同专业的教授们也会反复讨论、指导修改。院长谢友均说：“反复讨论、不断修改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引导青年人深入认识这一选题的过程。尽管过程很辛苦，但其后青年教师的项目中标率大大提高。”

中南大学还率先突破职称评审的名额制，将评职称的权利下放到二级学院，开始了“同行评议”制度的艰难探索。

“评职称‘一刀切’地只看论文数量，有时候标准还变来变去，折腾人。”采访中，经常有“青椒”如此抱怨。而早在两年前，张尧学就强调，职称评定条件将根据学院和学科特点，自主设置，“切不可因论文篇数的多少判定申请人的水平和能力，要根据学科的不同全面评价，并且要充分考量社会和学校同行的公认度。我们不能以论文的多少考察艺术学院的老师，也不能以此来考察临床大夫的职称晋升。唯论文是举，好像有些荒唐。”

采访中，我们还听到这样的声音：“‘青椒’必须成为全能型选手，科研、教学都得拿得起来，在现有的评价体制下，勤勤恳恳教课的老师，可能会因为科研能力不太好而受到不公正待遇。”就这一点，天津科技大学有着自己的探索。该校校长王硕介绍，天科大实施青年教师“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和“教学名师培育计划”，既让科研能力强的“青椒”能脱颖而出，又让教学能力强的“青椒”有奔头、有地位、有干劲。

药方二：解除后顾忧，为“青椒”解困暖心

已经进入暑假，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党政办公室和工会部门的负责人却比平时还要忙：为几名青年教师协调孩子的入托问题；组织全校90余名青年教师赴内蒙古呼伦贝尔林场等地进行暑期社会实践；甚至还要操心大龄“青椒”的婚恋问题……别看事情细碎，可细说起来，件件都是牵扯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大实事”。

如果说中南大学激荡人心的改革是切中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病灶”，那首经贸则把关注焦点直接放在了“青椒”身上。从2011年起，这个以“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为定位的一揽子“驼峰计划”，成为全校“青椒”职业发展和解决后顾之忧的坚强后盾。

今年刚刚进入首经贸工作的衣大鹏入职前最担心的是房租问题，“北京的房租越来越高，我很多同学都得拿出一半工资租房，日子还怎么过？”还没等他开口问，学校的负责老师就笑吟吟地打消了他的疑虑，“学校新入职教工的租房补贴按照本科、硕士每月1500元、博士、博士后每月2500元、副教授每月3000元的标准执行，一补两年”。据介绍，就此一项，该校每年需拿出年补贴总额300万元左右。

“一般来说，刚入职的青年教师工资待遇、科研经费等都不高，又要承担起结婚、养家、赡养父母等重担，压力很大。”同样从“青椒”成长起来的首经贸党委书记柯文进对此深有感触，“在压任务、上担子之前要先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创造可以让其积蓄力量的环境。”

除了解决“青椒”生活忧困的“暖心工程”外，首经贸还推出了一系列提高“青椒”理论素养和业务素养的长效活动。针对“青椒”在教学、科研能力提升上的迫切需求，首经贸从2006年起成立了教师促进中心（简称OTA），通过举办午餐会、新老教师结对子、一对一帮助等活动，搭建跨学院、跨学科的学术共同体和非行政化的教师交流平台。

该校教师促进中心副主任赵耀介绍，自2010年以来，经常参加活动的教师中先后有30余名“青椒”晋升为副教授以上职称；全校有300多名经常参加活动的“青椒”的学生评教分数平均提高了10分，提升最快的达21分。

药方三：拓宽发展路，“青椒”最懂“青椒”心

“无休无止的抱怨与牢骚只会不断地掏空甚至撕裂自我，应该将对体制的不满转化成追求真学术的动力。”这是前不久英年早逝的中国社科院“青椒”张晖生前写下的思考，而他所批判的情绪在现实中很多高校都存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由于很多高校对教师在校时间并无规定，不少“青椒”过着“上课到校、下课回家、独自备课、没人交流”的生活——如何加强情感和学术的交流，寻找情感出口和发展平台成为值得思索的问题。

作为首经贸“青年教师协会”组织者之一，首经贸发展规划处的“青椒”朱宁洁坦言最初想把大家聚在一起的目的有三个：情感交流、教学对话、学术研讨，协会成立一年多来，已经吸纳了全校14个学院的过百名会员。“别看我们是一个松散、自愿的群众组织，可老师们听说了之后都非常踊跃，都是同龄人聚在一起，交流上课心得、科研感悟。有时候场地有限，‘青椒’们都宁愿站着听课、交流。”朱宁洁告诉记者，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前不久他们刚刚开办了“双语教学研讨会”，“青椒”们就职业规划成长、国际化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每个人都获益匪浅。

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收获是，协会还成为“青椒”们表达意见、观点的有效渠道。

“年轻人确实会碰到很多困难，但抱怨无济于事。而是可以通过理性沟通合理表达诉求。”首经贸金融学院副院长朱俊生直言“青椒”最懂“青椒”心，“前不久我们做了问卷调查，一些老师对教师职务聘任实施方案的征求意见稿有不同意见，我们汇总后报送到学校，人事处的老师专门就此和我们进行沟通后对方案进行了调整。我觉得这才是面对困境的积极态度。”

来源：社科学术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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